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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一纸清收令，牵出多份留置通知。
在北方某省份，当地农信系统长期难以追回的最大一笔贷款，竟与一名市交警支队队长相关。其妻子经商，从当地农信社贷出上亿资金，而他本人则为这笔贷款担保。直至当地掀起清收风暴，前述交警队长被留置，贷款才得以追回，强大的震慑效应也促使其他人员归还了贷款。
这是北方省份某省联社人士讲述的一个清收故事。“一个支队长担保上亿贷款形成了‘破窗效应’，所有人都想来农信社薅羊毛，内部工作人员也贷、外部公职人员也来贷。”该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在过去四年中，新一轮农信体系的改革如火如荼进行。截至今年2月，已有13个省份组建了全省统一法人的农商行或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另有8个省份也明确了改制方向。在农信社改制的过程中，不良资产的化解是难中之难，清收则是重中之重。
据界面新闻记者梳理、采访，新一轮清收过程中，除创新清收方式外，更重要的在于当地公检法甚至纪委等政府部门介入，将清收与打击金融犯罪结合起来。清收由此取得较好的效果，多个省份在此轮农信社改制过程中清收的不良资产规模达到数百亿甚至上千亿。
长远来看，如何转变经营管理机制，控制好新增不良生成，并做好存量不良的清收化解仍是各家农商行的核心课题，这事关新一轮农信体系改革的成败。个别农商行提出的“跟我冲”而非“给我上”的口号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农信体系高不良背后
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化解不良的历史。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通过两度剥离不良贷款、国家注资及重组上市，四大行不良率从20%以上降至2%以下。此后，股份行通过市场化改革，城商行通过地方政府支持，资产质量也明显改善。
而农信体系的不良率则较高。国家金融监管数据显示，2019年前后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逼近4%，高出其他类型银行2个百分点左右。而这是全国的数据，个别省份、个别机构更高，比如山西侯马农商行不良率一度高达26%（2017年末）。
“当国有大行凭借国家注资与不良资产剥离轻装上阵时，农信社没有享受到同样的政策，还承接了农业银行的部分不良。”某省会城市农商行行长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此言有一定依据，但并不完全准确。1996年，农信社从农业银行脱钩，确实承接了大量的历史包袱。不过2003年农信体系改革时，中央银行发行票据置换了农信社50%的不良资产。但由于经营管理体制未根本改变，农信社的不良贷款率一直较高。
“当年给四大行剥离了不良，算是财务上先健康了，但真正的体格是后来慢慢练出来的。靠的就是一整套公司治理机制，加上传帮带，最终才沉淀成今天的行为习惯和文化。”某省级农商联合银行高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界面新闻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还包括：经营管理方式粗放、科技系统落后、风控体系薄弱、专业人才匮乏、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在实践中，这些问题甚至演变为内外勾结、骗贷不还等乱象。
清收新变化
2020年5月，原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文称，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由此拉开帷幕。
界面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新一轮农信社改革中主要有三大难题：股东股权处置难、引战引资难、不良贷款压降难。其中不良贷款压降难是难中之难，如果不良贷款难以有效压降，有的农商行可能已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引资引战毫无希望，股东股权的处置工作也难以开展。
因此不良贷款压降就成为改制的关键，清收则是重要手段。海南农商银行董事长李晓刚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不良贷款清收压降，海南农信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与市县行社签署清收压降军令状，采取清收一批、转让一批等方式，全力控新降旧化解不良；另一方面，通过结构化不良贷款反委托交易模式，与资产公司开展合作，对部分不良贷款实施剥离处理。
李晓刚并未详细介绍“结构化不良贷款反委托交易模式”，但市场上一般将其与传统委托处置模式相比。传统模式中，银行将不良资产委托给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支付服务费，不良资产未出表；而反委托交易模式下，银行将不良贷款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后，资产管理公司再委托银行处置——由此银行不良资产出表，不良贷款率下降，但也存在是否真实出表等争议。
而对于清收，农信体系的员工甚至农信系统贷款客户很快就发现，这一轮的清收和以往不一样，因为在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的大背景下，这一轮清收是在省级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公检法甚至纪委部门也参与进来——各地将不良贷款清收和惩治金融腐败结合起来。
前述北方省份省联社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介绍，当地将清收的贷款分为内部职工贷款及近亲属贷款、党政干部及公职人员贷款、恶意逃废债务贷款三大类，分别由省联社、纪检部门、公安部门清收，但彼此之间也有合作。
“前些年农信社有的干部胆子大，内外勾结造成大量坏账。现在这些人大多进去了，纪委对违规的农信社干部进行了留置。如果没有金融反腐，内外勾结的人还在位，改革何从谈起？”前述人士表示。
内蒙古农商银行披露，在改革化险期间，178名工作人员历时8个月，完成了问题资产的现场核查、问责事项的认定审理工作，对428名高管人员提出追责问责处理建议，累计追损挽损3.53万笔、45.55亿元，打击了问题资产背后的以权谋私、利益输送、恶意逃废债行为。
新一轮清收也取得了积极效果，多个省份在此轮农信社改制过程中清收的不良资产规模达到数百亿甚至上千亿元。
比如山西农商联合银行披露，截至2023年1月，山西农信体系清收的不良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3000亿。其他指标相应明显改善：不良率下降3.3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提升了1.5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提升了53.18个百分点。
体制机制再完善
改制组建省级农商行或省级联合银行后，清收仍是重要工作。
今年1月14日，内蒙古农商行董事长刘丰在特殊资产清收处置调度会上表示，完成特殊资产清收处置，是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内蒙古农信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提出抓重点大户、抓领导班子、抓重大损失背后的利益输送三大清收原则。
“全行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必须亲自牵头、包联负责，少一些‘给我上’，多一些‘跟我冲’，绝不能责任分包、层层甩手，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刘丰说。
治理机制也在同步改革完善，在联合银行模式下，省级联合银行继续承担对全省农商银行系统的管理职能，市县农商行仍是独立的法人主体——省级农商联合行的管理既需要保证市县农商行的自主性，又需要避免系统内不良大幅反弹。
前述省级农商联合银行高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改革后每个市县农商行还是独立法人机构，但省级联合银行参股甚至控股市县农商行，这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理顺了管理职能。省级联合银行可以对各市县农商行董事长进行调整，避免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而过去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往往导致不良贷款畸高。
而在全省统一法人银行模式下，原来的市县农商行变成了省级农商行的分支行，省级农商行如何完善总行信贷制度并将这样的制度传导至基层、形成新的信贷文化就尤为关键。
内蒙古农商银行就面临这样的挑战。内蒙古农商行去年5月成立，原来的120家农信机构成为内蒙古农商银行的分支行。去年7月，刘丰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制约该行业务发展的主要问题。
刘丰提出，要坚决服从内蒙古农商银行总行、中心支行、支行三级管理体制要求，不得越级办理、自行其是，确保令行禁止、协同高效。他还要求，新增授信严格执行新业务准入标准和审批流程，不得以发展名义倒逼总行放松授信条件和标准，也不得以授信要求严格为自己发展落后、业务下滑找借口。
前述省会城市农商行行长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市县农商行最大的优势是接地气，但组建全省统一法人的农商行后，市县分行的灵活性可能降低，但如果完全授权，不良又会攀升，因此如何做好平衡是关键。
或许由于不良率相对较高，改制前披露全省农信系统资产质量数据的省份很少，改制后也不多。其中一个少有的特例是浙江农商联合银行。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末，浙江农商银行系统拨备覆盖率432.53%，不良贷款率0.94%。这两项指标即便和上市银行比，也是非常优秀的水平，浙江农信也被视为全国农信系统的标杆。
“浙江农信早期不良率也很高，但经过清收和改革，不良率一直较低。我们的体会是坚持做小、做散，这本身就能分散风险，但这是苦活累活，坚持下来并不容易。”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某高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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